中国共产党党员、37000cm威尼斯退休教师袁寿庄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3月1日凌晨不幸逝世，享年87岁。
袁寿庄教授自1955年起一直在37000cm威尼斯统计系工作，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统计研究，曾任统计系综合统计教研室主任，1995年退休。
袁寿庄教授工作勤勉认真严谨，一直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忠于教育事业，为37000cm威尼斯统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应用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37000cm威尼斯院长赵彦云教授及袁老师的学生高敏雪教授撰文，以此怀念袁寿庄教授。
统计学者专家风范
——追思袁寿庄教授
人民大学37000cm威尼斯的风范是由每一位老师和工作人员创造的，特别是一些老专家，不仅给我们人民大学37000cm威尼斯的学者氛围奠定了基础，而且作为统计人格一直在影响着学院的发展。听到袁寿庄教授病逝，尽管已经87岁高龄，但是，内心还是非常悲痛，她作为人民大学60年的老教师不仅影响了我，而且，她的许多垂范包括认真、踏实、敬业、谦虚、与人为善、终身学习、艰苦奋斗、助人为乐，也是人民大学37000cm威尼斯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
庄福龄教授是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上是著名的专家，他讲到与袁寿庄教授60年的夫妻生活中，袁老师不仅生活体贴照料细致，而且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包括哲学与统计学科交叉上知识碰撞，研究创新上讨论己见，博士生培养上的统计学及逻辑知识，以及帮助誊写、计算机录入论文及专著书稿等事务性工作，一件件往事，一桩桩轶事，当庄福龄教授回忆起如此饱含深情，真令后人敬仰。
我第一次认识袁寿庄教授是在1987年11月的中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研讨会上，其中会议代表分成三个组，我有幸为其中一个小组的会议秘书，主要是记录小组讨论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从学术根源上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前苏联的经济统计，包括综合平衡理论及统计实践，以及由原东欧计划经济国家组成的经互会组织提交的联合国发布的MPS统计体系，另一个是来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联合国发布的SNA体系。从袁寿庄老师的发言可以看出人民大学在前苏联的经济统计学上的扎实理论和严谨的功底，后来，我在人民大学博士生毕业留校后，当时的计划37000cm威尼斯副院长兼统计系主任韩嘉俊教授反复跟我强调，人民大学许多教授功底扎实、事业心强、谦虚严谨做学问，但缺点是“不张扬”，使我深深感到袁寿庄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我博士生毕业留校后被安排到袁寿庄教授任主任的综合统计教研室，她主动把教研室主任转给我，但工作上仍悉心指导，模范工作。在她的组织领导下，我们（包括高敏雪、阮健弘）一起完成了《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一书，并且积极支持把“国民经济核算”课程列入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经济统计教学课程体系向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发展。1985年1月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一标准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到1992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形成期间，袁寿庄教授积极参加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研究讨论，为此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9年7月刚刚留校，正赶上承担统计学本科生毕业班“综合统计分析”课程的江宏老师出国留学，袁老师找到我承担这门课程，她给我做了一些课程的内容要求，但我也提出来我希望按照“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建设，她积极支持我的想法。从1989年下半年上课，经过1990年，1991年的连续3届毕业班的教学实践积累，1992年我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一书，该课程在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现实问题+统计数据+综合统计分析上，实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应用统计课程建设及发展，充实了经济统计学科的体系内容，成为当今全国高校经济统计的重要课程。
袁寿庄教授是非常认真，细心的人，从她的早期教材可以看到，知识简洁、逻辑严谨、展开表达流畅，我觉得这些都是她在多年教学中一字一句斟酌推敲的结果。当初我只是个人感悟性的评价，但后来据她的儿子介绍，袁老师每次上课都认真备课，精益求精，不允许家里其他人打扰，敬业心非常强。今天看来，教书育人，敬业是首要的，认真是必须的，我想我们要用这种精神建设37000cm威尼斯和统计人格，以此来永远怀念袁寿庄教授。
赵彦云，37000cm威尼斯院长、教授。
2016年3月2日
传承
——追思袁寿庄老师
袁寿庄老师于2016年3月1日离世，终年87岁。
我是袁老师所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同年进来的还有一位男生，年龄比我小，所以我就把自己当作第一个了）。在前前后后的学生中，我未必是她当初最喜欢的，但肯定是陪伴她时间最长的：做学生三年，做同事八年，在她退休之后的二十余年里，里里外外说起来我肯定也是与她接触最多的学生，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从袁老师身上获益良多。是她将我带入经济统计、尤其宏观经济统计这个领域，在她着力坚持下我留在了人大统计系，一直从事围绕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经济统计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直接接下了她递过来的这一“棒”，成为终身的研究方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尚不像如今这样开放，但袁老师却已经有了开放的意识：一方面是与实际部门的交流，另一方面是关注国际研究动态。当时面对的国民经济统计还几乎是一片荒漠，袁老师在1985年写出《国民经济统计讲义》，作为宏观经济统计教科书，其内容架构大大不同于当时比较流行的《综合平衡统计学》。同年还出版另一部《社会经济统计概要》，供非统计专业学生教学的教材，可以说是后续人大数版《统计学》的最早期版本。
客观地说，袁老师学术声望未必是当时国内最高的，研究根底和文字水平也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在教书育人方面，袁老师却自有其成就。除了以上提到的两本书之外，她是国家统计局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开发建设方面的专家组成员，带领我们（包括赵彦云、高敏雪、阮健弘）第一次立足国际规范编写出《国民经济核算原理》（1992年），在全国高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年春节有毕业学生来家里看我，还说起这部“绿皮书”，认为在《国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现在我们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和中国实践》之间，具有直接传承关系。
以下我想从教学育人的方式上，追寻我从她身上继承的一些东西。
第一件事。当年我们上课，袁老师会让我将所完成的课程作业给他看看。一门课是《资本论》，当时我完成的课程作业是一篇论文，写固定资产投资概念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演进。袁老师仔细阅读，也有一些批改，对我说“可以试着去投一投”。我果然去试，虽然没有中，但得到编辑来信，说“此稿在发与不发之间，鉴于此类稿子有些多，暂且不发”。这是我第一次投稿，这个结果还是蛮受鼓舞的。后来选修于涛老师的《经济统计研究》课，袁老师仔细看我写的课程论文以及我的课堂笔记，从中体味于涛老师的想法和思路以及我的接受程度。现在我带学生，也喜欢让他们交来课程作业，从中看学生的基本素养、从课程中接受的知识，感觉还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另一件事。袁老师写作《国民经济统计讲义》，本意是给中央电视大学做教材，配套的还有一本辅导书。这本书她直接交给我（当时读研二）来做。我当时花了很大功夫，从理解角度提炼小题目，然后试图融会贯通起来回答这些问题，作为教材的辅助材料。袁老师非常认可我的做法，并对一些题目和内容提出修改建议。这本《国民经济统计讲义辅导书》出版时，她抱歉地对我说：因为合同关系，只能由她做第一作者，我做第二作者，出版后给了我500元稿费。这事有两个不同寻常之处：第一是学生（硕士研究生）和老师一起封面署名，这在当时很不多见（记得当时就曾经有人和我说：这很不容易）；第二是500元在1986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相信她将全书的稿费都给了我。现在我也在带学生，在发论文这一点上，我一直和学生说：如果你发挥了主要作用，你就独自署名；如果你做了一些辅助工作，我会让你在我后面署名。如果在书的编选写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会让学生和我一起上封面。在科研劳务发放方面，我一直注意要充分体现学生的劳动成果。对在校学生是如此，对毕业后学生的合作更是如此。这些年出的著作、编写的教材、主持刊物专栏，都体现了上述原则。
第三件事。带着学生做调研，通过提供专业实习机会为学生了解社会、提高专业能力提供便利。她曾带我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调研，还推荐我到当时“国民经济核算统一领导小组办公室”实习，近距离接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和建设，为我进入这一领域提供了很大助力。如今我们处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里，大学课堂以及人才培养与外部的联系更加多元化。我自己可能能力有限，但一直坚持为学生提供机会，带领学生“干中学”，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成长，敦促他们关注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动态，通过读书和实践提高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素养和能力，其初心与袁老师当年是完全一样的。
以上拉拉杂杂，可能不全面不周到。古人说“薪火相传”，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而言。我这里是想说：如何做人做事，这些也都是可以传承的。
我会永远怀念袁老师。
高敏雪，37000cm威尼斯教授
2016年3月2日